戴叔伦（公元732年-789年），字幼公，号玉屏，润州金坛南瑶村人。少时拜唐朝著名学者和文学家、常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萧颖士为师。他自小聪慧过人，诚恳敦厚，不但从老师那学到了文学政事，也学到刚正亮直的性格，史称为“萧门人之冠”。25岁时他离开家乡，进京考取功名后进入仕途。历任户部秘书、监察御使、浙江东阳县令、抚州刺史，逝前在广西边境任容管经略使。
作为一名职业官吏，戴叔伦为后人所知的多是“大唐诗伯”，他以诗作传诵千载而不衰，被誉为“大唐十大才子”之一。但他又以德政吏治而载誉朝野，屡次被朝廷御赐诗、封爵位、加金冠紫袍嘉誉。唐德宗皇帝特意为他设立了“中和节”，并两次派使臣送玺书褒奖。戴叔伦从政之地的百姓，在他遭贬损时纷纷为之鸣冤叫屈，在他离任后倾情刻碑立传，甚至将他的碑立到孔庙里，与孔子一同受人顶礼膜拜。1200多年来，戴叔伦为官的勤廉风范被其家族代代相传，砥砺无数志士仁人。
为官之道
“存其本心，行以礼义。”戴叔伦用自己一生的准则，将他的为官之道留给了后人。
本心，即为效忠朝廷的公心。齐映、刘滋主持朝政时，戴叔伦出以公心上书谏言：“平乱没有结束，要想使社会安定首先要会用兵，用人当兵就要让人有饭吃，所以主管财粮的官吏不能草率换人。”他还谏言说：“天下州县的规模、贫富、远近和战略地位不同，任人机关在选官时往往会有私心，这不是为官选人，以人求得大治的办法。更要紧的是，县令和录事参军这两个职位，应该从中书、门下省选出，不要计较其资历、级别和亲疏，一律以最优、最劣而决定升降，这样才会让人人知道进取。”朝廷很重视并采纳了他的这些谏言。唐德宗即位时正是战乱待稳，戴叔伦仍出以公心进谏：“战乱方止，百姓疲惫不堪，重伤残疾的士兵还挣扎在死亡边缘，希望陛下在平定大乱后给以抚恤的喜讯。凡事有先有后，有轻有重，重者宜先办。当务之急应抚恤死难之士的家属，犒赏有功的人，重用忠直之臣，复兴战乱废弃的耕织。至于修葺宫室，整治服饰宝物，享受耳目声色，安排侍候梳洗之人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”唐德宗也很重视他的建议，采纳行事果然务实有效。
“为民者，事必亲躬”，这是戴叔伦为官的真实写照。他赴任抚州刺史时，正值抚州地区大旱，由于水源奇缺，加上少数地主豪强垄断，百姓争水溉田积重难返。戴叔伦深入各地农间视察旱灾，不拘一格征询民意，多方寻求解决水旱的良策。他制定和推行“均水法”，按照田亩的大小、远近和实际需水量，平均分划溉田水源，限制地主豪强侵吞和霸占水源的行为。与此同时，他身体力行，带领民众大力投入兴修水利工程，合理布局和垒筑堤坝，节制水流，因地制宜蓄水防旱。为了筹集兴修水利的钱财，戴叔伦还捐出自己每月三分之二的俸禄。在他的感召下，民众们一呼百应，争相出钱、出力。冷泉陂是抚饶一带最大的拦水坝工程。垒筑即将竣工时，突然间天昏地暗，倾盆大雨不止，洪流滚滚而下冲向堤坝。危急时刻，戴叔伦昼夜坐镇冷泉陂，冒着大雨查看险情，指挥千余民众奋力抢险，顽强护坝……冷泉陂拦水坝竣工后，筑堤三十多处，连绵成湖五、六十里。当地的水患旱灾终被消除，连年五谷丰登，税赋递增，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戴叔伦从政22年，为官11任，仕途坎坷，三起三落。直至56岁被唐德宗诏为容州刺史，加封御史中丞、广西容管经略使，即唐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边疆重臣，相当于现今的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。虽是位高权重，但戴叔伦始终坚守着“存其本心，行以礼义”的为官之道，刚柔相济，清正廉明，至死未变，故史称“唐有戴公，宋有包公”。
清廉本色
对于财富，戴叔伦有自己的定位，他训诫属下和家人说：“人能勤俭积德，穷不终穷。倘疾已贫，习为欺诈，甚则攘夺，讵知求之不得，且有后灾也。试问世间，奸狡之辈，谁者与发耶？”
戴叔伦身患疾病而自甘清贫，一尘不染，从未利用官职的方便为自己敛财。他虽有奉禄二千石，却多捐于灾民，家里的钱常常连买粮都不够，甚至连“祭器”都要到归全之日才有时间添置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。”意思是说，作为子民我愿以此身终生报效国家，大丈夫建功立业何须活着返回家园。
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冬，泾原节度使朱泚在长安叛乱称帝，唐德宗皇帝避难到了陕西奉天，由于闭关割据，朝贡被切断，德宗皇室衣食窘困，只好向身处南昌的曹王李皋求援。李皋接旨后心急如焚，可是派谁押送贡品去奉天却成了难题，因为南昌到奉天不仅远隔千山万水，而且沿途叛军烽起，此行堪称险阻重重，艰苦卓绝。面对此情，戴叔伦挺身而出道：“皇上有难，我当刻不容缓！”正是除夕之夜，他当即带领兵丁，押上贡品连夜出发。一路上跋山涉水，危机四伏，已是52岁的戴叔伦和兵丁们顶风冒雨，风餐露宿，却毫无怨言和倦色。行至半途，戴叔伦体虚力衰，路粮也已耗尽，兵丁们劝他从唾手可得的贡品里拿些衣粮取暖充饥，可他却断然拒绝，与大家一道吞吃树皮草根，并坚持日夜兼程。历尽百般险阻和千辛万苦，终于将贡品如数押送到了奉天，及时解救了德宗皇室之危。
戴叔伦任抚州刺史期间，曾因施行“均水法”得罪了地方豪强和恶势力，他们勾结朝中的奸吏，罗织了“贪污”之罪诬陷戴叔伦，将戴叔伦关进了大牢。由于抚州百姓竭力奔走呼号，自发联名保释，此冤案惊动了朝廷，皇上特派大员前往抚州，重新查访和审理戴叔伦“贪污案”。为了弄清真相，大员们仔细查遍所有与戴叔伦相关的钱赋、盐铁、粮草及其全部账册和案宗，并进行多方核对，反复求证。经查竟然发现，戴叔伦为官20多年，非但没有贪污一分一厘，反倒将自己的数千石俸禄捐赠给了当地兴修水利，接济当地的贫穷百姓。而戴叔伦在故乡金坛的家室，却是四壁空空，屋里除了几堆书卷以外，几乎一无所有。面黄肌瘦的家眷老小们，生活更是窘迫不堪，“举家食粥数月，今又韾竭”。
君子气节
“善与恶反，不善则恶”，“身可灭，气不可无”，戴叔伦以他的生命传奇和君子气节训示后人。
相国刘晏主管盐铁时，举荐戴叔伦主持湖南的赋税盐铁营运事务。这年春天，戴叔伦率臣丁从四川涪州押运钱粮，经过南荆地界时，突然从山林里冲出一队兵马，狂叫着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原来是叛乱的泸州刺史杨子琳一伙，他们用刀逼指着戴叔伦，要他乖乖交出所押运的钱财，否则就要杀了他。戴叔伦临危不惧，义正词严地说：“你们可以杀了我，但国家的钱粮决不可掠走！”他的话掷地有声，字字千钧，杨子琳和叛匪们都被震慑了，一时竟站在那里不敢妄动。戴叔伦趁势进行攻心感化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你们今天就是杀了我，或者抢走了这些钱财，但你们又能逍遥得了几时呢？王法在上，天网恢恢啊，倒不如好自为之，快快归顺朝廷吧！”一番严词攻心，使得杨子琳和叛匪们乱了阵脚，先是面面相觑，随即扔下大刀，纷纷跪在地上泣拜戴叔伦，表示愿意归顺朝廷，乞求他的宽恕。钱粮安然脱险之后，众臣将此事列状上报朝廷。唐德宗皇帝召见戴叔伦并要重重嘉奖他。戴叔伦却轻描淡写地将功劳推给了转运府说：“那全是转运府督赋有方，我只不过理当尽职而已。”在这里任职九年间，戴叔伦尽忠职守、任劳任怨的高风亮节得到了同僚和朝廷的一致赞誉。如唐高中武所著的《中兴间气集》称：“叔伦之为人，温雅善举止，无贤不肖，见皆尽心，在租庸幕下数年，夕惕靡怠。”
戴叔伦一生命运坎坷，几遇挫折，但他终是无怨无悔，忠心耿耿，刚正不阿，在留下光辉政绩的同时，也留下了高贵的人格和人品。欧阳修著的《新唐书本传》中说他：“缓徕夷落，威名流闻。其治清明仁恕，多方略，故所治称最。”《唐才子传》中说他：“政议龚黄，民乐所治，园扉寂然，鞠为茂草。威名益振，治亦清明，仁恕多方，所至称最。”戴叔伦一生官虽没有做到太大，但史料上的“所治”、“所至”都称“最”，把对他官德和气节的评价推到了极致。
仁和风范
对于吏治，戴叔伦践行的是“毗刚毗柔，禀赋各别”，他主张以仁和而治理天下，并说：“为人不可外托和平，中怀险诈。大凡中正和厚者，人皆爱之，天亦福之。”
建中元祀（公元780年），戴叔伦被朝廷贬任浙江省东阳县令。当时的东阳县，正沉沦在多方农民起义和朝廷反复镇压的激流中，“群盗蜂轶，连陷县邑”，满目疮痍。由于环境恶劣，满朝文武已无人敢去收拾东阳县这副“烂摊子”。戴叔伦深知前程难卜，感到悲愤而无奈。可是，当他目睹水深火热之中的东阳景况时，一种渴望解救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，却又驱使着他以仁和的心态笑对前程。东阳任职伊始，他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采取了一系列治县良方。他主张“缓其赋，使其人舒，然后平其役，使其人勤”，先贴出布告，在全县实行减赋税，平劳役，多处惠政于民。很快，大批逃荒外出的东阳百姓受到吸引，纷纷重新回了到家乡。同时，他发布和督查一系列政令，打击盗恶，繁荣商贸，垦荒拓田，大种粮食，栽桑养蚕，兴修水利，很快使全县农商逐渐恢复生机。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，东阳县的面貌日趋改观，渐渐繁荣，百姓们纷纷过上了温饱无虞的安定日子。不久，东阳竟成了各地上交朝廷赋税最多的一个县。
贞元四年（公元788年），广西边陲少数民族之地容州贫困落后，社会动荡，急需朝廷派重臣治理。于是，唐德宗皇帝又下诏书，授命戴叔伦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广西容管经略使。此时戴叔伦年逾56岁，多年的羁官生涯加上几遭挫折，已经体弱多病，但想到国家有难，百姓受苦，朝廷重托，还是毅然接诏，扶病远行就任。到达广西容州后，戴叔伦不顾鞍马劳顿，马上四出察访民情，安抚百姓，千方百计维护边疆民族的和谐，因地制宜发展农耕。他关心劳众疾苦，每日一身布衣体察民情，每到一处都与百姓们温和体己地说话答理，嘘寒问暖，亲如家人，受到了当地民众的信赖和拥戴。
由于他为政清明、以仁爱宽恕惠予群生而政绩卓著，广受百姓称颂，皇上两次派使臣送玺书褒奖他“清明仁恕”。贞元五年（公元789年）春，唐德宗皇帝为向边陲重臣戴叔伦表达君臣一心治理国家、共同促进民族和谐的愿望，特意设置了“中和节”。为此大宴群臣，还在宴会上特赋七韵《中和节诗》一首，并派专使快马赐给千里之外的戴叔伦予以褒奖。
诗品传家
世家大族的家传文化包括两部分，家传之学即家学，家传思想即家训。“人生善恶，基在童蒙。迪以诗书，养其廉耻，成于遵循，败于放肆。”这些话既是戴叔伦对自己人生的感悟，也是对世人修身治学的一种训诫。
戴叔伦出生于一个潜心做学问的隐士家庭，祖父戴修誉和父亲戴慎用毕生研习礼学，隐居不仕。他从小侍父苦读，受儒学薰陶，养成了温文儒雅、诚恳敦厚的性格，年少时拜常州著名学者萧颖士为师，博闻强记，聪慧过人，“诸子百家过目不忘”。朝廷知其“才可整众，道可怀远”，因而总在危难之时委以重任。
在宦海沉浮的一生中，戴叔伦以非凡的才华和境界，砚作了数百篇脍炙人口的诗文。其诗作虽已散佚多数，但《全唐诗》仍录入2卷300余首，《全唐文》亦录入2篇，被誉为“唐代诗伯”。他为官爱民，清正勤廉，其诗文也以忧民疾苦见长，真挚感人，愤懑抒怀。如《屯田词》，用“麦苗见长天苦晴，土干确确锄不得。新禾未熟飞蝗至，青苗食尽余枯茎，捕蝗归来守空屋，囊无寸帛瓶无粟”等句，真实反映了屯田遭遇旱灾虫灾，颗粒无收，边民无衣无食、痛不聊生的艰难境况；如《女耕田行》，真实记录了当时战乱、瘟疫给百姓带来的灾难：种田无丁、耕地无牛，不知谁家的弱女子持刀斫地播种新谷？穷苦人家的不幸使他饱含泪水，作诗疾呼，表达了他同情穷苦人民的真挚情感。
四百年后的宋朝，戴叔伦的后裔戴复古，诗名响彻东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，今人常摘传赠人：“心宽忘地窄，亭小得山多。无心当世用，袖手看人忙。菊花到死犹堪惜，秋叶虽红不耐观。苦恨好山移不得，生憎俗客去还来。”
诗品亦如人品。伟大领袖毛泽东很欣赏戴叔伦的诗词。1959年，毛泽东完整手书戴叔伦的《转应词》：“边草，边草，边草尽来兵老。山南山北雪晴，千里万里明月。明月，明月，胡笳一声悉绝。”
（整理：叶林生）
附：戴叔伦纪念馆简介
戴叔伦纪念馆位于城南风景区愚池公园內，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，是一座江南庭院格局的仿古建筑。纪念馆于2008年10月建成并对外开放。
戴叔伦纪念馆馆名由著名美术家戴敦邦题写。整个纪念馆拥有两个院落和三个厅堂。
前厅花园內戴公的名词佳句点缀其间。正厅“明经堂”上，为戴公文官坐像，背景屏风上刻有唐德宗皇帝颁赐戴公的御制诗《中和节诗》一首。正厅两侧分别为毛泽东书写戴叔伦《转应词》手迹，草圣怀素书录戴叔伦书论诗《自叙贴·戴公贴》手迹。屏风背面为“唐宋八大家”欧阳修撰写的《戴叔伦传》。后堂名“望戴轩”，为戴公名诗馆，精选诗作十首，配以诗意画，诗情寓画意，情景两交融。
从“戴望轩”至享堂“诗伯祠”经一条备弄，备弄墙面上刻戴公与至交茶圣陆羽诗书唱和的石刻铁线画。享堂“诗伯祠”內，戴公武官站像威仪凛然。武官像左右放置戴公“上德宗皇帝表”和“上宰相书”。左右墙面上布置着戴公年谱和表现生平事迹的连环画。出“诗伯词”进入“栖贤园”，“栖贤园”內耸立着明万历金坛县令张瀚冲为戴公题刻的“诗伯夜台”石碑，院墙上雕刻着历代名士纪念戴公的诗句和铭文。
纪念馆与古民居群毗邻，内外花木葱茏，古意幽情，一派怡人景象。